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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超清
    更新:2022-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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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eridge,1772-1834), 以他们俩人在1798年共同出版的《抒情歌谣集》(Lyrical Ballads)为标志。后起之秀中有拜伦、雪莱、济慈(John Keats, 1795-1821)等人。当然,浪漫主义不仅代表文艺史上的一种创作风格,而且也意味着人类精神史上的一种时代思潮。从哲学思想上讲,浪漫主义反对启蒙运动所倡导的理性主义,同时也反对因工业化而导致的物质主义文明。浪漫主义诗人大多受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思想和法国革命的影响,他们的主要共同点在于强调情感(emotion),关注个性化(individuality),推崇想象力(imagination or fantasy),热爱大自然(Nature),每人都热衷于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来表现真实(truth)。从艺术的风格与内容上讲,浪漫主义的主要特征在于:(1) 富有动态创造性,不拘泥于严格的规则与次序,充分运用丰富的想象力,以生命的自由委身于无限的流动之中,探求奔放的情感表现。(2) 重视个性,追求自由,强调表现个人的内心感受或作者的精神生活, 自我独白的倾向显著。(3) 惯于采用热情的语言、奇特的幻想和豪放的夸张手法来塑造艺术形象。(4) 崇尚理想,喜欢从理想出发批判现实或将其理想化,肯定个体对社会的反抗。(5) 钟情自然山水,采用民间题材,喜爱异国情调,憧憬遥远的国度,探求“无限”的理念,赞美中世纪等等。[6]鲁迅笔下的“摩罗诗派”,是以拜伦为代表的一群富有反叛精神或爱国热情的诗人。从思想根源上讲,英国浪漫主义与英国激进主义密切相有关。事实上,拜伦上承洛克(John Locke,1630-1704),雪莱上承戈德文(Willian Godwin, 1756-1836)。洛克的政治哲学在当时极富激进色彩,不仅倡导自由、民权与公民社会,而且对神权、皇权与外在的权威提出怀疑和挑战。戈德文因其极端的无政府主义和功利主义而闻名,他追求政治的公正性,宣传人人平等的理想,强调人类的自然权利,反对政府对执政者和人民的腐蚀作用。如果溯本探源的话,浪漫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基本思想,主要发轫于卢梭的自由民主思想和法国革命的理想追求。因此,在历史上,卢梭经常被尊为“浪漫主义之父”(father of Romanticism)和“法国大革命的哲学家”(philosopher of French Revolution)。[7]鲁迅认为这群摩罗诗人的力量足以振奋人心,语言思想比较深刻,能发出最雄壮伟大的声音。他们“外壮至异,各禀自国之特色,发为光华;而要其大归,则趣于一:大都不为顺世和乐之音,动吭一声,闻者兴起,争天拒俗,而精神复深感后世人心,绵延于无已。”另外,他们的性格言论行动和思想,虽然由于民族不相同,环境不一样,会因人而异地出现各种情况,但实际上却同属于一个流派:“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求之华土,孰比之哉?”尤其是那位“自必居人前,而怒人之后于众”、赴汤蹈火、笑卧沙场的摩罗式人格拜伦,既揄扬威力,亦颂美强者;“既喜拿坡仑之毁世界,亦爱华盛顿之争自由,既心仪海贼之横行,亦孤援希腊之独立,压制反抗,兼以一人矣。”需要指出的是,鲁迅所推崇的“摩罗诗派”,既是理想的人格,也是艺术的天才。他们的品格情操,如上所述,可以说是“精神界之战士”的表率。而他们的艺术成就,则可以概括为力、语、声三维。用鲁迅的话说,这力,是“足以振人”之力;这语,是“较有深趣”之语;这声,是“最雄桀伟美”之声。用现在的话说,“力”意指足可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感染力、表现力和创造力;“语”就是比较深刻的文学语言或思想内涵;“声”代表异邦“新声”,是最雄桀伟美之声,震人耳鼓之声,发人深省之声,刚健抗拒破坏挑战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的至诚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的温煦之声,当然也是“破中国之萧条”的先觉之声。2 摩罗的多重寓意“摩罗”为佛教用语,是梵文“Māra”的音译,亦作“魔罗”,简称“魔”,与基督教所谓的“魔鬼撒旦”(Satan)之义接近。诚如鲁迅所言:“摩罗之言,假自天竺,此云天魔,欧人谓之撒旦。”“摩罗”可以意译为“扰乱”、“破坏”、“障碍”等。佛教认为摩罗能扰乱身心,破坏好事,障碍善法。印度古代神话传说欲界最高境界第六重天之主波旬(Pāpīyas)为魔界之王,经常率领魔众从事破坏善事的活动,喜欢控制别人屈从于他的邪恶意志。佛教采用其说,把一切烦恼、疑惑、迷恋等妨碍修行的心理活动视为魔。《大智度论》卷五载:“问曰:何以名魔?答曰:夺慧命,坏道法功德善本,是故名为魔。”[8] 据说,佛教中的摩罗法力通天,智慧无边,诱惑力大。在佛祖释迦牟尼(Shakyamuni)即将修成正果之时,也曾使用女色引诱对方,以期达到扰乱身心、破环定力、阻碍成佛的目的,但却以失败告终。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使用“摩罗”,首先是指以浪漫派诗人拜伦为代表的“摩罗诗派”。但从文本的具体语境以及当时的社会历史语境来看,鲁迅笔下的“摩罗”含有多重寓意。首先,从艺术作品的角度看,摩罗也暗指摩罗诗派笔下那些不同凡响的英雄人物,如“张撒旦而抗天帝,言人所不能言”的唐璜(Don Juan);遭人诬陷、意志强大、铁骨铮铮、以一剑之力蔑视国家法度和社会道德的海盗(Corsair)康拉德;舍命维护自尊、力抗定命、英勇战死的罗罗(Lara);不受诱惑、不畏强权、“神天魔龙无以相凌”的曼弗列特(Manfred);逐师摩罗,效法撒旦,“上则力抗天帝,下则以力制众生,行之背驰,莫甚于此”的凯因(Cain);以及“死守真理,以拒庸愚,终获群敌之谥”的“国民公敌”等等。所有这些摩罗式人物,均为浪漫主义诗人所颂美的强者。他们大都愤世嫉俗,尊侠尚义,亦如拜伦本人那样倨傲緃逸,无所顾忌。其次,从艺术创作的角度看,摩罗也意味一种“天才”,也就是鲁迅所说的“性解”(genius)。这类人不同于“意在保位,使子孙王千万世,无有底止”的皇上,也有别于“意在安生,宁蜷伏堕落而恶进取”的民众,因此一旦出现,往往遭到各方的扼杀。如同柏拉图《理想国》里的诗人,会以扰乱社会治安为由而被驱逐出境。孰不知,他们是民众的代言人。对于民众的苦难与生活之烦恼,他们的感受更深切,反应更敏锐,抒写更真实。所以,他们是触动人们心灵的人。他们所作的诗,不为自己独有,属人们心中之诗。只是人们心中有诗,“而未能言,诗人为之语,则握拨一弹,心弦立应,其声澈于灵府,令有情皆举其首,如睹晓日,益为之美伟强力高尚发扬,而污浊之平和,以之将破。平和之破,人道蒸也。”[9]再者,从思想革命的角度看,摩罗也象征着鲁迅所呼吁的中国“精神界之战士”。在鲁迅看来,只有通过这类战士的不懈努力,才会“破中国之萧条”,才能推动“第二维新”。这样的战士,无疑是“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自由民主战士。具体说来,也就是鲁迅所论的“个人”。继《摩罗诗力说》发表之后,鲁迅又在同一月刊《河南》第七号上发表了《文化偏至论》一文。在这里,针对西方物质文明与政治文化的偏颇性,特别是国内“洋务派”只顾实利器物的浅薄性,鲁迅着意凸现了“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的论点。这里所论的“个人”,一方面是出于人道主义立场所倡导的个性解放与个人尊严,另一方面是出于民主自由理想所呼唤的“先觉战斗之士”。鲁迅声称,“张大个人之人格,又人生之第一义也。”他认为个人的人格品性非同一般,他们“意力轶众,所当希求,能于情意一端,处现实之世,而有勇猛奋斗之才,虽屡踣屡僵,终得现起理想:其为人格,如是焉耳。”[10] 同时在1908年,鲁迅还写了《破恶声论》一文,对他所推崇的“个人”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故今之所贵所望,在有不和众嚣,独具我见之士,洞瞩幽隐,评骘文明,弗与妄惑者同其是非,惟向所信是诣,举世誉之而不为动,举世毁之而不加沮,有从者则人其来,假其投入笑傌,使之孤立于世,亦无慑也。则庶几烛幽暗以天光,发国人之内曜,人各有己,不随风波,而中国亦以立。”[11]这种人,“乃是敢于肩负社会改革的重担的勇猛无畏的人。……有独到的见解,决不随波逐流;有坚定的信念,勇于反抗时俗;有坚韧的战斗精神,排除了个人的私欲,不计较个人的毁誉;能团结‘从者’,又不怕暂时的孤立。这样的‘个人’,实际上就是鲁迅理想的发帝反封建的战士。”[12] 当然,鲁迅一再标举“个人”,是有其深刻用意的。他是从启蒙新民、改造国民性和救亡图存的终极目的出发,来谈立国必先立人的立国兴邦之道的。他特意强调说:“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13]这与“洋务派”的有关学说有着本质的区别。基于历史的失败经验和严酷的社会现实,鲁迅深知“安弱守雌,笃于陋习”,无以争存于天下;而“日易故常,哭泣叫号”,也无补于亡国灭种的忧患。他始终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是人,是自尊自强之人,明哲先觉之士,也就是他心仪已久的理想“个人”。这种人“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深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14] 我们不能指望当时的青年鲁迅从社会制度的深层去切入时弊,究其根本,开出“砸烂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革命药方。但要承认,他对国人亟需启蒙、觉悟和改造自身思想意识与价值观念这一点,是看得相当准确和深刻的。即便在今天,他的许多论点仍不失其现实意义与启示作用。三 破旧立新与摩罗式崇高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鲁迅是拿来主义的积极倡导者。他在一篇专论拿来主义的文章中,不仅阐述了三种不同的拿来态度,而且断言:“没有拿来的,人不能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成为新文艺。”[15]历史地看,《摩罗诗力说》可谓拿来主义的先声,其中“别求新声于异邦”就是早期的宣言,引介浪漫主义诗派则是具体的明证。拿来的目的,显然是为了立新,即立新人格与新文艺;在立新的同时,必然要破旧,即破旧人格与旧文艺。在很大程度上,《摩罗诗力说》可谓破旧立新说。那么,到底立有何新呢?我们认为,比较突出的起码有下述四点。1 新的文化观《摩罗诗力说》开宗明义,引用了尼采(F. W. Nietzsche, 1844-1900)的一段名言:“求古源者将求方来之泉,将求新源。嗟我昆弟,新生之作,新泉之涌于渊深,其非远矣。”其大意是:寻尽了古老的源泉的人,将去寻找未来的源泉,新的源泉。我的兄弟们,新生命的诞生,新的泉水从深渊中涌出,为时不会很远了。[16] 这段引文选自《查拉图斯特如是说》(Thus Spoke Zarathustra)中的《论旧榜与新榜》(On Old and New Tablets)一章(25节)。中译文与英译文稍有出入。依据专事尼采哲学研究的学者考夫曼(Walter Kaufmann)的英译文,[17] 可以直译为:“无论是谁获得了有关古老起源的智慧,最终都将去寻找未来的泉水(wells)与新的起源(origins)。我的兄弟们啊,新人民的诞生,新的泉水呼啸着奔入新的深渊,为时不会很远了。”鲁迅以他特有的凸现方式,在篇首征用上段文字,不仅点明了该文“别求新声”的主题,而且暗示出他本人对中国旧人格、旧文艺的失望,对新人格、新文艺的向往。随之,鲁迅满怀激愤,滔滔不绝,指陈中国文化与诗歌的凋敝、零落与可悲的局面:“人有读古国文化史者,循代而下,至于卷末,必凄以有所觉,如脱春温而入秋肃,勾萌绝朕,枯槁在前,吾无以名,姑谓之萧条而止。盖人文之留遗后世者,最有力莫如心声。古民神思,接天然之閟宫,冥契万有,与之灵会,道其能道,爰为诗歌。其声度时劫而入人心,不与缄口同绝;且益曼衍,视其种人。递文事式微,则种人之运命亦尽,群生辍响,荣华收光;读史者萧条之感,即以怒起,而此文明史记,亦渐临末页亦。凡负令誉于史初,开文化之曙色,而今日转而为影国者,无不如斯。”[18]从中可以看出,鲁迅直面中国社会的现状,将文化以及诗歌的繁荣兴盛与否,视为滋养灵魂的精神食粮,立民兴国的决定因素。如果抱残守缺,不思进取,文化诗歌就会衰落,民族的命运就会完结,国家就会沦为历史的陈迹。包括中国、天竺、埃及在内的所有“灿烂于古,萧瑟于今”的文明古国,概莫能外。于是,鲁迅讥笑那些已经中落家荒的飘零子弟,出于尊贵显赫的虚荣,死抱着思旧怀古之风不放,喋喋不休地高谈阔论祖宗辉煌往昔等滑稽作法;同时抨击那些胡乱夸耀,自寻安慰,盲目乐观,妄自尊大,张嘴唱军歌,随意作军歌,动辄痛斥印度、波兰奴性的“洋务派”人士及其肤浅的行为。并且批评说:类似像中国这样的“颂美之什,国民之声,则天下之咏者虽多,固未见有此作法矣。”可见这在鲁迅眼里,委实过分和可笑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地步了。当然,鲁迅也不是无条件地反对怀古,而是认为怀古要建立在革旧更新的基础上。如他所言:“夫国民发展,功虽有在于怀古,然其怀也,思理朗然,如鉴明镜,时时上征,时时反顾,时时进光明之长途,时时念辉煌之旧有,固其新者日新,而其古亦不死。”[19] 显然,怀古与立新在这里辩证地统一起来了。时常回顾辉煌的历史,可以总结经验并鼓舞人心;时常奔向光明的前途,可以使新者日新且古亦不死。为此,要扫除沉沉暮气,力克愚蠢顽固,洞识文明进化与发展的无止境性,追求社会文化的不断进步。就中国的情形而言,现在暂且不说古代的事情,而要首先“别求新声于异邦”,借他山之石,铺立新之基,也就是因借摩罗诗派的新声与精神,来为中国的新文化建设和新文艺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与动力。值得注意的是,鲁迅新文化观的理论基础主要是科学进化论。[20] 早在弱冠之年,即在南京求学之际,鲁迅就深受进化论思想的影响。1989年,他开始接触“西学”,对他影响最大的要数达尔文与赫胥黎的生物进化学说。如《朝花夕拾.琐记》中所载,鲁迅对当时维新人物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兴趣极大。当一听说该书出版时,就在“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下来”,“一口气读下去”,从中发现了“物竞天择”的新天地。鲁迅不是一般地读此书,而是达到烂熟于胸、开口能诵的程度。许寿裳在《王友鲁迅印象记三》中说:“有一天,我们谈到天演论,鲁迅有好几篇能够背诵。”[21] 在《人的历史》和《科学史教篇》等文里,鲁迅对进化学说有过比较翔实的论述。他认为新的总比旧的好,进化发展是硬道理。同时还假定进化论可以用来解决诸多问题,不仅可以促进文化更新与艺术创新,还可以延长种族与壮大生命力,乃至推动社会进步。前者见诸于对“摩罗诗派”及其新声的称赞推崇,后者在1918年所说的一段话里表露无遗:“我想种族的延长,——便是生命的连续,——的确是生物界事业里的一大部分。何以要延长呢?不消说是想进化了。但进化的途中总须新陈代谢。所以新的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壮,旧的也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死,各各如此走去,便是进化的路。”[22] 看来,鲁迅既受进化论的启发,也受其理论局限性的约束,在立论上显得过于直接而绝对。但要看到,鲁迅为了达到破旧立新的目的,对进化论进行了利用和改造,强化了其中发展的观点,以此来促进新文化的建构和新社会的改革。2 新的文艺观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满怀热情地介绍和称颂了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密茨凯维支、斯洛伐斯基、克拉辛斯基和裴多菲等诗人的生平、作品、理想、艺术成就和诗学理论。这说明鲁迅从一开始就受到浪漫主义的感染,对摩罗诗派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十分赞赏。在此基础上,他所倡导的文艺观,自然是以浪漫主义为导向的,其中蕴涵着更新文学观念的火种。首先,鲁迅认为诗人是具有革新精神立法者,如同“摩罗诗派”这样的“精神界之战士”。他们“抗伪俗弊习以成诗,而诗亦即受伪俗弊习之夭阏。”他们“多抱正义而骈殒”,但依然推动“革新之潮”,“与旧习对立,更张破坏,无稍假借也。”与此同时,他们均是富有“神思之人,求索而无止期,猛进而不退转,浅人之所观察,殊莫可得其渊深。若能真识其人,将见品性之卓,出于云间,热诚勃然,无可沮遏,自趁其神思而奔神思之乡,此其为乡,则爰有美之本体。”[23] 雪莱本人在《为诗辩护》(A Defense of Poetry)一文中,对真正的诗人倍加赞扬,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一个伟大民族觉醒起来为实现思想或制度上的有益改革而奋斗当中,诗人就是一个最可靠的先驱、伙伴和追随者;……是不可领会的灵感之祭司;是反映出‘未来’投射到‘现在’上的巨影之明镜;……是能动而不被动之力量。诗人是世间未经公认的立法者(Poets are the unacknowledged legislators of the world)。”[24] 看来,鲁迅不仅受到雪莱的影响,而且接受了雪莱的观点。其次,鲁迅同大多数浪漫派诗人一样,承认天才对于艺术创作和思想革命的重要意义。他既推崇天才(“性解”)的诗人,也称颂天才的个性。在鲁迅眼里,天才的诗人,首推以拜伦、雪莱等人为代表的“摩罗诗派”。中国的天才诗人屈原,虽能“抽写哀怨,郁为奇文。茫洋在前,顾忌皆去,怼世俗之浑浊,颂己身之修能,……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然中亦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25] 所以与西方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尚存差距。至于天才的个性,则主要表现在思进取、抗旧俗、争自由、求解放、讲真实、多新创的实际行动和不屈不饶的精神之中。因此。天才一旦出现,时常遭到“意在安生,宁蜷伏堕落而恶进取”者的竭力扼杀。在《文化偏止论》一文里,鲁迅在阐述立国必先立人的道理时,再次感叹天才在中国的可悲命运和为此付出的沉重历史代价:“夫中国在昔,本尚物质而疾天才矣,先王之泽,日以殄绝,逮蒙外力,乃退然不可自存。而辁才小慧之徒,则有号召张皇,重杀之以物质而囿之以多数,个人之性,剥夺无余。” 显然,鲁迅热切地期盼着天才的出现,也呼吁社会尊重天才的作用。这里的天才与他理想的“个人”几乎同属一类。其实,鲁迅的天才说,与一般的天才观念是有本质区别的。譬如在文艺领域,诗人通常被尊为天才。这类天才十分罕见,仅限于少数。然而,鲁迅在承认诗人天赋的同时,也提出“国民皆诗,亦皆诗人之具”的论点,认为“凡人之心,无不有诗,如诗人作诗,诗不为诗人独有,凡一读其诗,心即会解者,即无不自有诗人之诗。无之何以能解?”[26] 这或许是受雪莱的直接影响与启发。譬如,把诗界定为“想象之表现”(the expression of the imagination)的雪莱声称:“自有人类便有诗(poetry is connate with the origin of man——或译为“诗与人类的起源共生”)。在人心里,……不仅产生曲调,还产生和音,凭借一种内在的调协,使得那被感发的声音或动作与感受它的印象相适应。这正如竖琴能使它的琴弦适应弹奏的动作,而发出一定长度的音响,又如歌唱者能使自己的歌喉适应琴声。……人在社会中固然不免有激情和快感,不过他自身随之又成为人们的激情和快感的对象;情绪每增多一种,表现的宝藏便扩大一分。”[27] 相比之下,前后两种说法均有的一定的可通约性,只是后者显得更为翔实具体一些。再者,鲁迅积极肯定以真为美的艺术创作原则,也就是合艺术规律性的真实律。所谓真实,既包括艺术情感的真实,也包括艺术表现的真实。前者应当是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因此要求作者“率真行诚,无所讳掩”;后者应当是破除旧思想或旧套子轾梏后的言论自由和表现自由,因此要求作者“超脱古范,直抒所信”,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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